原生态写作与人性回归

2020年05月22日 来源: 新余新闻网 作者:刘晓彬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当下诗歌的碎片化写作以及快餐化写作,已进入一个疯狂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本无可厚非,因为它刺激了诗歌回暖的艺术机制,增大了重归诗性流溢、诗情澎湃时代的新的可能。但是,由于其“追求速成、通俗、短期流行,不注重深厚积累和内在价值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现象”的先天性缺陷,使得绝大部分的诗作脱离了情感的真实,疏离了人性的光辉,远离了生命的痛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写作所产生的“泥沙俱下”的重要问题,让批评之声从未间断过。当然,在批评面前,许多诗人都能正视到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已逐渐回归到一种“原生态写作”的状态中。

何为“原生态写作”?在这里,首先要弄明白“原生态”的概念。“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如果引申为“原生态写作”,我更赞同王百岩的观点:“即追求情感的真实、人性的回归、道德的养成和生命的完整。”其中在“追求情感的真实”方面,比如万建平的组诗《赣江物语》(载《百花洲》2019年第1期)和《万建平诗选》(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诗人的自我形象与表现对象诸如赣江及相关事物是亲密无间地融为一体的,不仅成为了塑造情感对应物典型的一种有力手段,而且构成了情感对应物典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诗人情感真挚的抒写。作品中的“我”贯穿整组诗,这个“我”,可以是诗人本人,也可以是其他人,但无论是谁,这之间的距离无疑增加了诗歌内含的显现与隐藏的矛盾性,也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耐读性。又比如王小林的《王小林诗选》(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和《王小林诗歌》(载《猛犸象诗刊》2019年12月6日),“深入骨髓的爱让每一行文字都有了湿润,有了颔首有了泪花闪动。”(李犁)而且他在作品中追求的是,对人性的深层体认和对生存的终极关怀。

对于“原生态写作”中所追求的“人性的回归”,其实就是“自然的回归”,因为“人性”就是人类自然本性,正如古希腊有一句流行的文艺信条所说:“艺术摹仿自然”。在这里,由于人性的本质,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而且在当前社会中,人性又会带上当前社会的烙印,同时乡情、亲情、友情等各种人情本身就具有共同相通的基础,所以在诗歌创作中才会产生共鸣的作用。比如吴素贞的组诗《群星》(载《诗刊》2019年12月号上半月刊)和组诗《流放地》(载《草堂》2019年第1期),通过对家乡和亲人的抒写,透溢出来的人性光辉和生命态度,不能不让我们所感动。同样的还有漆宇勤的组诗《世人各有各的苦》(载《草堂》2019年第5期)、组诗《暮色将临》(载《诗刊》2019年12月号上半月刊)以及《离美好最近的(外一首)》(载《诗潮》2019年第12期)等,以丰富而有价值的语境场域,揭示着生存的艰辛和生活的压力,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另外,漆宇勤的组诗《夜行记》(载《牡丹》2019年第1期)、组诗《旁观者》(载《天津文学》2019年第6期)、组诗《梦在江南》(《中国诗人》2016年第6期)以及《寻(外一首)》(载《中国诗歌》2019年第6期)等,通过平实、朴素、淳厚、生动的语言,巧妙地融入了自己睿智的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情怀,同时又试图恢复人性的本来面目。王淑明说:“人性是向上的,追求美好生活与要求满足美好的欲望的。”因此,许多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对自己生活中类似的经验不断进行思考,努力找寻人性的美好,倾听生命的声音。比如周簌的组诗《野花用枯萎应答着她》(载《草堂》2019年第7期),在“所有料峭的深紫里,都是你的余音袅绕/所有蓬松的金黄,都是你的虎啸之睡眠”的倾听中,生命意识被唤醒起来,这种艺术感染力所产生的共鸣,除了为之心生感动之外,然后就是一种空灵的美感享受。而陈伟平的《残荷上的蜻蜓》(载《诗林》2019年第1期)和《在白云禅寺(外三首)》(载《绿风》2019年第4期)等,以一种“一枚叶子落下/又一枚叶子落下/我虔诚仰望/躬身自醒”的禅意,在作品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归宿,并用“简单的幸福/比月光还要透明”来安抚自己浮躁的心,使灵魂归于自然的安静,也归于人性的美好。

当下,每天在微信或微博上随手写诗,已经成为大部分诗人在工作和生活之余休憩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在江西诗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老德、舒琼、李晓水、庞华、刘傲夫等,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诗作被生产出来。当然,在量产过程中,肯定也会有次品。正所谓有稻谷,必然也就会有稗草,但稗草毕竟是稗草,不可能成为稻谷,只有过滤之后才是收获的金黄。比如老德的《老德诗选》(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和《昨夜》(载《特区文学》2019年第5期)以及《老德的诗》(载《猛犸象诗刊》2019年5月10日),舒琼的《舒琼诗选》(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李晓水的《李大嘴的诗》(载《猛犸象诗刊》2019年11月22日)等,就是从每天在微信上随手创作的大量诗作中过滤出来的,虽然这些诗在形式上顺应了网络快速发展的要求,但作品的思想内涵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回归到人性的本质。对于写作风格相近的水笔,尽管不是每天都生产,不过他更注重内心的需要,而且大部分诗作都是直面反讽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病态”现象。比如他的《水笔诗选》(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中的《游戏》《整个青山园倾斜了九十度》《白眉红》《东先生给我发微信》等诗作,以东先生病逝前后发生的事情为描写对象,直抵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痛,而这种“痛感”是因为生命的残缺和早逝。所以,作品中给予诗人、给予社会的是一种生命不完整的“病态”。人病了,但社会不要跟着一起病了。另外,冷先桥在个人经验的写作中,力图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对生命的感悟,通过诗的方式展示出来,比如他在《十字架》(载《诗林》2019年第1期)中写道:“让自己的俗世之心/窥见生命的部分/超越个人生命的版图/如同灯照在暗处/是何等的丰盛”。而李佩文近年来的写作,在风格上是在向他们靠近,比如他的组诗《拒绝融化的冰》(载《中国诗人》2019年第2期)和《李佩文的诗》(载《猛犸象诗刊》2019年7月12日)以及《雷电之夜(外二首)》(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6期)等,作品都比较短,诗句也比较短,所追求的同样是不矫饰,不卖弄,并刻意躲避语言的修饰,体现了诗人在某个时间段的生活体验,以及对生存方式的关怀。

也许从字面上理解,“原生态写作”,应该是“天然去雕饰”,保持自然舒展的原汁原味及原始原貌。虽然这样的理解没有错,但更深层次的“原生态写作”,应该是要在创作的时候保持情感的真实以及人性的回归和生命的完整。至于如何去表现,有时在创作中适当运用一些技法也是有必要的,可以为作品的思想深化起到更好的服务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有些诗人在创作中比较注重“意象”的运用,比如董书明的组诗《独爱》(载《星星·诗歌原创》2019年第3期)。下面我们以该组诗中的《清明雨》这首诗作为例进行探讨。假如这首作品在创作的时候,诗人不是通过清明时节的“雨”这个具体的意象来传递一种悲伤的抽象的情感,而是勉强地用语言直接描述清明时节悲伤的心情,就无法达到最后的诗意效果,不但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甚至会因滥情而引起读者的反感。所以,在清明时节,诗人通过“雨”这个主题意象,以及作品中的“花白的胡须”“故乡的道路”“父亲的坟头”“人间的苦酒”等一系列意象,进行组合和迭加,进而激发诗歌中所要散发出来的生命情感。因为“清明雨”是“悲伤”情感对应的客观事物,同时再将父亲的胡须、故乡的道路、坟头、苦酒等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读到这样一连串组合的意象的时候,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就是,迸发出悲戚、伤感的生命情感。于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生命情感,通过意象被激发了出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也通过诗作中的意象被激发了出来。很自然,诗人的创作情感与读者的阅读情感,才会产生真正共鸣。

除此之外,善于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意象”来进行情感激发的还有诸如:凌翼的《和平里北街(外一首)》(载《北京文学》2019年第6期),用“街巷在咳嗽声中瑟瑟发抖/说不定哪天,它就寿终正寝”暗示着在这座大城市里,还有一条破败的街巷,犹如“一条裂痕正在由内向外扩张”,给予城市的是一种“隐隐的痛”,这是一个完整生命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痛。同样,陈修平的《在城里种房子(外一首)》(载《海燕》2019年第3期)、《准时的老人》(载《岁月》2019年第8期)以及《生日(外一首)》(载《散文诗》2019年第5期下半月刊),以意象叠加派生的手法,暗示着“城里的土地/不欢迎庄稼/而喜欢生长房子/因为,房子是/效益最高的经济作物”带给民众生存的压力,不仅拓展了生命情感的宽度,也让情感的激发更加接近生活和生存的可感性特质。而邓涛的《我们吻过的女人》(载《诗林》2019年第1期)、《邓涛诗选》(载《品位》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毛江凡的《毛江凡诗选》(载《品位》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熊加平的《夜色(外二首)》(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4期)、《芦苇(外二首)》(载《滇池》2019年第12期),白海的组诗《月亮在上》(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3期)和《春风告白(外一首)》(载《草堂》2019年第7期),郭豫章的《郭豫章诗选》(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文向滨的《文向滨诗选》(载《品位·浙江诗人》诗歌双月刊2019年第1期)等,则通过对生活的描写来进行重新的认识,以及重构自己的价值观,并展示出自己情感精神上的本真,及生命的觉悟与思考。

[责任编辑: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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